映象新闻

应当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1]参见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第2版。[75]一国的涉外法律工作以其立足国内、关注国际的特点，恰好构成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互动的天然纽带。

[51]参见《习近平会见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载《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第1版。[46]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同周边国家关系的构建，不但以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47]为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还将周边国家视为我国外交优先方向。(二)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行动是理念的落实。[40]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版。[2] 面对不断增多的全球性挑战和深刻复杂变化的世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面对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全球治理。[6] 徐桂华、管仁勤：《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构想》，《经济评论》2001年第4期 [7] 郭江平：浅析农村土地流转与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关系，《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

这就意味着，从静态的角度看，18亿亩耕地的红线即便不那么准确，也是非常接近于准确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令人忧虑的老龄化现象，出现了非议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这种现象和声音至少排除了出台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从而大规模减少人口的可能。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改变现行制度只有在以下三个条件下才是正当的、合理的、必须的：一是现行制度弊端丛生，已经无药可救或救治成本远远高于重建新的制度。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都知道，中国的王朝更替几乎都起因于农民起义。

如果承认土地的社会价值及其优先地位，不难发现：许多对现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许多解决替代现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建议和方案是不负责任的，不过是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唾沫。但粮食不能不种，否则没有饭吃，所以，明知经济价值很低也必须腾出足够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

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还经常出现乡镇政府以所谓的规模经营、现代农业强行调整承包土地的情形。当所有可能影响耕地保有量的变量都没有实际意义甚至是相反意义时，怀疑和否定从静态的角度勾画出来的18亿亩土地红线，是一种轻率、没有理由、不负责任的行为。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和研究视角，人们对中国现行农村土地法律政策及其走向各有不同的认识和理由。这条底线本身并不是精确计算的结果 ，而是基于中国的耕地总量、粮食生产总量和人均需求量三大要素大致勾画出来的。

农业用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口粮田，所以，即便是土地私有的西方国家，也不允许土地所有者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而是通过各种农业补贴鼓励农民生产粮食[11]。中国这一红线也是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正当性、合理性的源泉，一旦干涸就可以推倒重来。茅于轼先生反对将 18亿亩耕地作为底线，是从动态的角度出发的。即便他们不忍看到中国人挨饿，他们也很有可能要价100美金一公斤粮食，直到中国2.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分不剩。

不同的土地所有制需要设计不同的法律政策与之配套。[21] 刘云生：农村土地国有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探析，《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进入 孟勤国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土地政策 土地制度 土地私有化 。

粮食生产总量可以因为袁隆平先生的育种技术而增长 ，人口总量可以因计划生育政策而减少 ，粮食供应总量可以因从国外进口而增加 ，这些变量从理论上都可以减少种植面积进而推导出中国不需要坚守 18亿亩耕地红线的结论。化肥、药、精耕细作对产量的提升已经处于极限 ，对于亩产已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而言，提高粮食产量只能希望育种技术的再次突破。

如果土地只有经济价值或者只考虑土地的经济价值，那么，所有的土地都应该用来建造工厂、住宅、商务区。茅于轼先生知道这一红线是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命门所在，因而不屑于参与农村土地具体问题的争论，而是直接挑战这一红线，茅于轼先生确实比一般的整天叫喊土地私有化的人高明许多，但茅于轼先生似乎忽略了一点：推翻现行的制度，不仅需要论据充分的批评，而且需要一个比现行制度更为优越的替代方案。中国的吃饭问题的解决始于也依赖于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上，将这一功劳记在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上非常正确，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将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割裂开来并做完全相反的评价是非常错误的。然而，土地不仅仅属于经济学。土地所有制对农村土地法律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土地的社会价值反映了土地在维系人类生存、保持社会稳定、解决人口温饱等基本生活、生产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

土地国有化存在同样的问题：批评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缺乏严肃的论据和论证、描述土地国有化未来的美景出于想象和虚构、提供不出如何实现土地国有化的方案。中国现有耕地18.3亿亩、粮食生产总量5亿吨左右、人均拥有粮食380公斤/年，略高于世界人均最低生存需要[2]。

二、如何认识中国农村土地的价值 现在众多的有关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言论都打着深化农村改革的旗号，而所谓深化农村改革，几乎都围绕着土地的经济价值展开。三十余年前，土地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就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土地产出效率。

简单而言，如果现行制度并无根本性缺陷，如果没有优势明显的改革方案，如果社会支付不起改革成本，就没有理由改变现行制度。然而，这些好处都来自于土地私有化支持者的想象和虚构，是电线杆上游医的广告。

中国农村土地的法律政策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而所谓的农民起义，不过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名词，其实质就是流民造反：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着落、四处流浪，最后不得不铤而走险。土地私有化中如何分配土地？无论按现在的土地承包现状分还是重新按人口分，都是一场不可调和的利益争斗，其规模之大足以使中国社会陷入混乱。土地国有化支持者认为农民乐于见到或不在乎土地国有，既缺乏事实依据，也不合情理。

土地公有制影响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5]、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发展农业之路[6]、土地流转盘活土地资产和提高土地产出效率 [7]等等。三是替代的制度的基本性能远远优越于现行制度，预期的效益显著高于改革成本。

中国当局者要在农村土地法律政策上不犯历史性、灾难性的错误 ，首先需要对直接决定农村土地法律政策方向和内容的三个前置性问题做出独立而清晰的判断。这一预测不一定精确，但至少说明中国人口总量在未来几十年不可能减少或者具有逆转粮食需求总量意义的减少。

土地国有化支持者自诩符合主流的意识形态[21]，这是对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极大误解。如果没有能维系生活虽然是最低生活水平的土地，为了生存，他们很可能不得不四散流荡。

以最诱人的能使农民富有为例，中国农民人均两亩地，自己种只能维持温饱，转包或出租年收入不到千元，土地私有后多了一个出卖的机会，除非是出卖给房地产商盖房，根据李昌平先生的调查，也不足一万元[19]。事实上，在茅于轼先生提出中国并不需要坚守18亿亩耕地这一红线后[1]，在中国土地问题上已经没有也很难有社会共识。这一红线是中国现行土地法律政策的基石，决定着中国所有的土地法律政策的价值取向、规则方向和具体内容。代表人物常在正规媒体上侃侃而谈，土地私有的观念渗透到社会基层，以致于中共十七大前夕掀起了期盼土地私有的思潮[13]。

因此，粮食生产总量的增长对于耕地保有量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中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变量，除非出现袁隆平先生突然育出亩产万斤的良种之类的科幻奇迹。政治领域中，极少有依靠理性和道理征服政治对手的，因为政治利益的冲突本质上是一种有你无我的冲突，依赖的是实力包括选票、舆论、暴力等等，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的政治冲突之所以持续多年，就是因为政治冲突不是讲道理可以平息的，政治诉求不是讲道理可以满足的，政治问题也不是讲道理可以给出答案的。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样的定位并无不当，即便是马克思也接受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观点[9]。现代农业有许多提高粮食产量的技术 ，但除了育种技术 ，其他的技术都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显然，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具备应被改变的任何条件。土地私有化支持者其实也没有一个如何实现土地私有化的方案。